古代将帅出征，治无常处，以幕为府，故称幕府，其佐治人员则统称幕僚。以后相沿成习，幕府成为各级军政官署之代称，应聘帮助军政大员办理各类事务之文人学士，也就获得幕僚、幕宾、幕友等称谓。

师爷渊源

幕业之在中国，可谓源远流长。《周礼》载：“六官、六军并有吏属，大则命于朝廷，次则皆自辟除。”夏商之家臣、两周之命士，“身贱而见信，位卑而使重。”当是幕僚之昉始。战国时期，一些才识之士，挟术怀策，四处奔走，多被各国诸候聘为宾客、舍人，显示幕宾制度已在日逐成型。秦汉时期，养士辟客之风演进。“汉氏公卿、郡守皆得自举其属，中兴之后辟召尤盛。”汉末，各派豪族军阀，拥兵割据，激烈混战，为确保各自发展，争将天下文人、学士罗致幕下，幕僚制度有所发展。隋始罢郡，置州统县。改别驾赞务为长史司马。及至唐代天宝之后，各地有团练防御使及节度使之属，允许配备判官2人，掌书记1人。“五代之初，各方镇犹重掌书记之官。盖群雄割据，各务争胜，虽书檄往来亦耻居人下。觇国者并於此观其国之能得士与否，一时遂各延致名士，以光幕府。”唐末，藩镇势力导致中央大权旁落，致使北宋统治者对幕僚制度作出许多举措：聘用方式由自辟，改为中央任命；数目无定，改为员额限定。最大更张乃是削弱幕僚地位，使其功能由可以侵代正官，决策政务，转向协助官长管理行政。自此幕僚渐次与官长脱钩，成为幕主之佐治人员而定型下来。元、明两朝，基本沿袭宋制。清代明确规定，各省、道、州、府、县之主篆者及主持学政者由中央任命，其属下之三班六房、胥吏书办一概列在编外，全由官长自行辟除聘请。故师爷之与官长，才无行政隶属关系，而一宾一主。师爷所得只是聘书，而不是委任状。可见，幕僚制度曾经过由聘用到任命，又由任命到聘用这样一条曲曲弯弯之道路。然而，自明以来，我国封建经济开始孕着资本主义胚胎，各级各类行政衙门事务纷繁，师爷名额渐渐失控。清初，统治者从建立国家官职机构，平定边疆叛乱，发展生产，安定社会大局出发，改“排汉”为“溶汉”，利用汉族知识分子进行统治，尽管这一政策曾经受到满族贵胄反对，但是清太宗皇太极还是告诫曰：“譬诸行道，吾等皆瞽，今获一行导者，吾安得不乐。”由此，以沈文奎等为代表之文人学士终于踏上政治台阶，开始参预清廷政事。师爷也乘国家需用之机，凭藉聪明才智，纷纷投入各级政府衙门，发挥其熟谙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乃至风俗习惯之优势，加速汉、满一体之进程。世宗雍正曾在河南巡抚田文镜所述之清安摺上硃批曰：“朕安，邬先生安否?”据《清稗类钞》所述，邬系绍兴人，曾为田文镜劾世宗元舅隆科多出力，深得世宗赏识。于是清代幕景特别繁荣，师爷数量之多，史所未有。

曾做过师爷的名人

道光年间的禁烟名臣林则徐，就当过两江总督百龄和福建巡抚张师诚的师爷。山阴有一位名声远扬的师爷叫娄春范，他先后给李鸿章、王文韶、荣禄、袁世凯、杨士骧、端方、陈葵龙等大官当过幕友。一代名臣左宗棠和李鸿章也都是师爷出身。左宗棠3次未考上进士，就灰心仕途，专心去研究舆地兵法，先后给两江总督陶濧、湖南巡抚张亮基和骆秉章当过师爷，后来当了官，负责组建楚军，与太平军作战立了功，终成封疆大员。李鸿章起初是曾国藩的师爷，太平军进逼上海后，曾国藩派他胞弟曾国荃去救援。曾国荃一心想在打南京时建头功，再三拒绝。这就给了李鸿章一个大好机遇，主动请缨，曾国藩就派他去招兵练军，支援上海。李鸿章3个月就组建成著名的淮军，后来他的官位超过曾国藩成了中堂李大人。再如著名学者、曾主讲杭州诂精经舍的孙星衍，当过陕西巡抚毕沅的师爷；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当过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师爷；《聊斋志异》的作者蒲松龄当过宝应县令孙惠的师爷；《老残游记》的作者刘鹗当过山东巡抚张曜的师爷；这张曜还聘请过后来成为窃国大盗的袁世凯当过师爷。当年孙中山也曾想入曾府做师爷，但因介绍未成。

绍兴师爷

师爷头上冠以“绍兴”二字，出于两种原因：一示地域差别。明、清时，徽州亦多出师爷；二因“操是业者之类皆绍人也”，即绍兴八邑之人为多。山阴徐渭，会稽沈文奎，萧山汪辉祖，诸暨骆彪，嵊县张益，均为饮誉大江南北之名幕。据余姚《邵氏宗谱》记：邵氏家族有师爷7、8人。《会稽陶氏族谱》中明确记载有作幕经历者达39人。《绍兴县志资料》第一辑记有名师爷150余人。故绍兴府县县出师爷，而以山阴、会稽最多。据不完全统计，两县约出师爷2000余名。乾嘉时期龚萼在《雪鸿轩尺牍》中曰：“吾乡之业于斯者不啻万家。”王士性《广志绎》载：“自九卿至闲曹细局，无非越人”。顾炎武《日知录》称：“户部十三司胥算皆绍兴人”，故有“无绍不成衙”之谚。

绍兴多出师爷有其特定之历史、地理环境与经济、文化条件：一是绍兴向为文化之邦，人文荟萃，仕进有限，读书无成者，学幕为其一大出路。汪辉祖在《佐治药言》中谓：“吾辈图名未就，转而治生。惟习幕一途，与读书为近，故从事者多。”据《绍兴县志资料》第一辑统计，从顺治元年(1644)至宣统三年(1911)，绍兴学子中进士者636人，举人者竟达2361人。如此众多士人，势必不能一一仕进，遂以幕业为其进身之途。加之清代仕途杂进，可由佐变官。徐珂《清稗类钞》：“雍正初，上谕有曰：‘今之幕宾即古之参谋记室，凡节度、观察皆征辟幕僚，功绩果著即拜表荐引’。”只要在幕中积得军功、治功，可以由督抚等“保题议叙”。二是绍兴人处世精明，治事审慎，工于心计，善于言辞，具有作为智囊之多方面能力，故绍兴幕宾多受幕主欢心，从而为绍籍人士广泛入幕造就良好契机。三是越地偏狭，士人清高自恃，薄农工商贾而不为，遂驱而之幕。《祁彪佳集》：“越中依山阻海，地窄民稠，即以山阴一县计之，田止六十二万余亩，民庶之稠何止一百二十四万。以二人食一亩之粟，虽甚丰登，亦止供半年之食，是以每籍外贩，方可卒岁。”人口密度与土地面积比例失调，迫使许多文人外出壮游，择主而幕。四是幕业地位特殊，待遇丰厚，可仰以养亲育后。与师爷交往者，多为社会上层人士，妙如徐文长所谓“处于不显不隐之间”，故乐以为幕。名幕汪辉祖曰：“吾辈从事于幕者，类皆章句之儒。为童子师，岁脩不过数十金；幕脩所入，或数倍焉，或十数倍焉，未有不给于用者。”据《病榻梦痕录》所载，乾隆初年，刑、钱师爷年薪已达银220两至260两。乾隆二十七年(1762)以后，幕脩愈高，至乾隆四十九年、五十年时，岁脩有达800两者。而当时七品官之年脩亦不过45两而已。

师爷的知识素质体系

师爷们的多年实践，已逐步升华结晶成为比较系统的学问——“幕学”。师爷群体不是人幕文人的简单集聚，而是已经有了一定的理论指导和行为规范，其文化核心就是“幕学”。当然，这也是师爷佐治所必须掌握的一整套知识和技能。

师爷种类很多，以其职能与工作性质来分，有专理刑事、民事案件的刑名师爷，办理财政、赋税事务的钱谷师爷，负责起草奏疏的折奏师爷，掌管往来信函的书启师爷，负责批牍及往来文件注册登记的挂号师爷，负责稽查考核、征收田赋的征比师爷以及佐理河工、盐务、军务的师爷等。这各类师爷起初只是大致分工，后来随着“幕学”的形成与发展，各类师爷的具体职责与学识要求都有了明确的提示。如对刑名师爷，幕学提示要学宗申(不害)韩(非)刑名技术，至要是明习律例，尤其是要精熟《大清律例》。幕学名著《续佐治药言》中说：“幕客佐吏，全在明白律例。……幕客之用律，犹秀才之用四子书也。……律文解误，其害乃至延及生灵。”幕学提出，读律也有其津梁与纲领，人命、盗贼、斗殴三门，乃《大清律例》重点之重点，尤须读熟读活。又要求对朝廷颁布之《通行条例》、《刑部说帖》及地方政府颁发的《省例》，如《治浙成规》，以及《洗冤录》等也须学通、学精。对其他各类师爷，也都各指明学习要典、规范职能。如要求精学熟习《大清会典》、《福惠全书》、《州县事宜》、《钦定六部处分则例》等书文以及官场体制知识，应酬知识等。

绍兴师爷撰写的书很多，这些著作是构成师爷文化的基石，有的是学幕者必读之书。其中比较著名的要推《入幕须知五种》。这是一套丛书：第一种为《幕学举要》，系乾隆年间万枫江所著；第二种是《佐治药言》和《续佐治药言》，系与万枫江同时期的汪祖辉所著，是幕友佐治的重要指南；第三种是《学治臆说》和《学治续说》，亦系汪祖辉所撰，为佐理政务之体会；第四种是《办案要略》，是乾隆中叶王阴庭所撰，主要是介绍办案方法与经验；第五种是《刑幕要略》，作者佚名，内容为当师爷的经验教训。此外，如龚萼(未斋)所著的《雪鸿轩尺牍》和许思湄所著的《秋水轩尺牍》，都是文笔优美的骈文，为书启师爷的必读范文。还有王阴庭著的《刑钱必览》、《钱谷备要》、《政治集要》，汪辉祖的《病榻梦痕录》、骆照的《清理积案规条十则》等，都是以实带虚、辨事论理之作。

幕学不光是讲当师爷的技术本领，也很强调要遵守幕道。所谓幕道，就是当师爷的行为规范、道义准则。认为，入幕之首要是“立品”，要“品端学醇”。名幕汪辉祖在他的著作中就很强调“立品”。汪辉祖是绍兴府萧山县人，生于清雍正八年(1730)卒于嘉庆十二年(1807)，17岁中秀才，23岁随做官的亲戚作书启师爷，30岁成刑名师爷，先后替16位州县官作幕友，从幕佐治34年，很有贤声。乾隆朝名臣阮元称赞他：“佐人为治，疑难纷屑一览得要领。尤善治狱，平情静虑，侔境揣形，多所全活。”他写了不少有关怎样当好师爷的书，流传很广，是清代最著名的幕学指导书。他在《佐治药言》一书中就说：“欲主人之必用吾言，必先使之主人不疑吾行。……故欲行吾志者，不可不立品。”他在《病榻梦痕录》一书中还把“立品”具体化，认为幕友之道，在以公事为重，具体讲了5点：第一，“立心要正”，即心须正直；第二，“尽心”，即尽心于公事；第三，“尽言”，即努力做到“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”；第四，“勤事”，即勤于办事；第五，“慎事”，即审慎从事；第六，“公事不宜迁就”，即坚持原则。黄六鸿《福惠全书》说得更明确，他说，幕友“才、识、晶”三者之中“品为尤要”，“兼长为难，先取品，识次之，才又次之；才识不足，犹可群力相辅，品一不正者，虽有才知，安足贵乎?”

幕学中有著名的“师爷笔法”。清朝某将领出战总打败仗，他在给皇帝的奏折中写道“臣屡战屡败”。他的师爷看到了，随手提笔一勾，变成“屡败屡战”。这一来，意思全变，本是检讨认错书，变为自我表扬信。在绍兴师爷的文章中，此类点睛之笔很多，可以说是“师爷笔法”。模仿的人也很多，如某大臣犯法，内阁初拟的文件中说“法无可恕，情有可原”，意存开脱。一位与他有嫌隙的权臣，也是打了一勾，变成“情有可原，法无可恕”，于是语意全变，成了索命之词，犯罪大臣终于被杀。